上世纪六、七时年代,汉中市〇一二系统厂区,存在很多的“一头沉”家庭。
所谓“一头沉”,就是丈夫在外工作(或当兵),妻子带着孩子在农村种地劳动或栖身在厂区生活的家庭。这样的家庭成了那个年代的一道风景。
我就是一个从“一头沉”家庭走出来的孩子。很初的时候,只有父亲一人是城市户口,他的单位在巴山山区。我和妹妹跟随母亲生活在祖屋,后来又添了弟弟。祖屋在汉中市的东南市郊,交通很便利。祖屋是爷爷祖产的一小部分,但还比别人家的房屋占地大一点。四间正房,两间副房,前边有一片竹林,三面都有四,五米的空地,才是树篱笆院墙。
我家的“一头沉”时期,母亲带着我们生活在农村,家里的生活还算不上拮据。母亲把祖屋的竹林圈了起来,养了一群鸡,又养了一群鸭。我幼年向母亲要钱买学习用具时,母亲就装一小篮子鸡蛋,让我拿到附近的工厂去卖。不管酷暑严寒,我提着鸡蛋,就近去工厂商店门口卖。那时候鸡蛋二分钱一个,而我只向母亲要五分钱,“心黑”的母亲居然给我一篮子鸡蛋去卖,“剥削”我的劳动,利用我的“弱小”,博人同情,以便卖出鸡蛋。我这样散卖出去鸡蛋,可以多卖一点钱。大量的鸡蛋被母亲卖到汉中市食品厂里去了。
后来,“割什么主义的尾巴”的运动开始,母亲的鸡、鸭群就被“清理”了,我们家的生活就开始艰难起来。我八岁时,父亲单位给了我家四口人的“农转非”指标,我们跟随父亲住进了巴山山区的家属院。母亲被安排在附属父亲单位的煤厂上班。煤厂属于大集体,有养老,没医保。
这种信箱工厂都是一个模式:生产车间在山洞里,办公楼、医院、书店、理发馆、澡堂、食堂、粮店,肉店,煤厂、幼儿园、子校、菜店、百货商店等等镶嵌在山峦之间,一应俱全的封闭小世界,这是那个时代里,〇一二系统工厂的特色。
生活在这个封闭的小世界里,一个厂里的人,大家后来都成了熟人。我很快就认识了王蓉一家。王蓉和我同班,家里有姐妹七个,她是老四。王蓉的穿着很有特色。她经常穿着不合适的鞋,不是偏大、就是偏小的姐姐们淘汰下来的旧衣服。总是掐着时间,到很后一刻,才急急火火地冲进教室。那时候的班主任是一个中年男教师,每次看着王蓉冲进教室,都停下说话或做事,偏着头,眼睛从镜架上面看出来,翻着大而黑的眼珠子,目送王蓉到座位坐下来,才收回眼光,推一推镜架,“嗯哼”一声,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,开始讲课或者说事。
王蓉父亲的大鞋在王蓉的脚上,就像船一样。王蓉有一次走得急,鞋一下甩出去,就甩到她同桌男生的怀里,班上的男生就前仰后合地嘎嘎笑,大声起哄:“男人的头,女人的脚。喔……”他们的意思那个男生摸了王蓉的脚,就要“情定终生”了。王蓉的脸羞得红彤彤的,急急地坐下,抱过鞋就急忙塞脚进去,胡乱坐好,一脸镇定地看着黑板。那帮男生就笑得更带劲了……
王蓉家的住更有特色,他父亲在一间房子里放着上下两层大架子床,那床占了大半个房间,睡下了王蓉和她的三个姐姐、三个妹妹。王蓉的姐姐,个个都是美女。王蓉妹妹们的脸,好像永远也洗不干净,花脸猫一样整天跟着王蓉后面。王蓉对妹妹们的耐性极好。帮她们擦脸,系鞋带,带着她们捡蝉蜕,挖蝉蛹……还带着她们到沟底去捡拾鸭蛋,有时运气好,一次能捡拾好几个鸭蛋。我每次羡慕地说起王蓉捡拾了鸭蛋,母亲就叹气一声:“可怜的娃儿,天看成。”家属院里没人眼气王蓉捡到鸭蛋,她家是“一头沉”里孩子很多的家庭,厂里都要想办法帮扶的,更何况邻居们了。
厂里像王蓉家这样的“一头沉”情况的家庭不少。多数都是从外地来的。建厂时从外地招了*一批工人,形成的“一头沉”情况,家属的工作让厂领导也解决不及、安置困难。好在人是活的,这些家属很快就融入汉中的当地生活,收稻子时,捡拾稻穗;收麦子时,捡拾麦穗。甚至挖掘地里没挖干净的红薯、土豆。还采摘野菜,想尽办法,填饱一大家子的肚子。
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王蓉妈妈在豆腐坊买豆腐渣回来,和面粉按照一定比例和好发酵,蒸豆腐渣团子。当时不懂生活稼穑之苦的我,只感到那豆腐渣团子松软,美味。品尝了王姨的豆腐渣团子,回家学给母亲听。母亲听了,拿出家里的面袋子,里边还有一截子面,母亲告诉我:“去给你王姨,这面生虫子了,我上班没时间收拾,让她收拾了,给孩子们做来吃吧。”我提着面袋子给王姨,重复了母亲的话时,王姨伸手从面袋子里抓了一把面看了看,然后就紧紧抱住了我。后来母亲叮咛我:“以后,你不要在王蓉家吃东西,她家孩子那么多,只有你王叔一个人的工资和口粮,你王姨做的吃食,还不够她家孩子吃的。”我红着脸答应了。
王姨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瘦弱女人,常年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,说话轻言轻语,做事轻手轻脚,很难把她和七个孩子的母亲联系起来。她从不高喉咙,大嗓子地喊王蓉她们。倒是王蓉姊妹几个一个比一个泼辣,长大后一个比一个能干。
王姨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人,各种食物,她都会变着花样做出一道美食。很让我难忘的是她做的槐花食品。那时候,满沟道里的槐花,开得枝繁叶茂。王蓉姊妹早早勾下来摘了,王姨或炒来吃,或蒸来吃。王姨还会蒸槐花麦饭。母亲是做不好的。一时吃不了的槐花,王姨就晒了干槐花,储存以后慢慢吃。
印象中,王姨一年三个季度都在晒各种食品干,花干、红薯干、土豆片、干豇豆、笋干、萝卜干、鱼干……王姨也特别会泡发各种干货食品。这是很可行的解决粮食短缺的方法之一。
像王蓉家这样的“一头沉”家庭还有不少,我知道的几家,都很艰苦。主要是吃饭、穿衣的问题。虽然那时候,家家户户都存在一个吃饭、穿衣的问题,但孩子多的“一头沉”家的情况尤为艰难。
厂里后来给王蓉家争取了四个“农转非”名额。王蓉母亲和三个小妹妹转了户口,刚好把王蓉和三个姐姐剩在了农村。
王蓉的大姐,适龄时就近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。结婚的时候,我和母亲都去了。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,王蓉的大姐夫,瘦瘦高高的,是个老实的木讷人。婆婆话语不多,透着朴实和善良。王蓉大姐长得特别像李玲玉,一脸福相,眉眼很漂亮的一个女子。
她大大方方地招呼、应酬厂里去的亲朋。一看这个家将来就是听凭王蓉大姐做主,这刚好让王蓉的爸妈有了粮食的来源。其实厂里去的人,心里都酸酸的。多多少少埋怨王蓉的爸妈:“就为了一口粮食啊!就这样把女儿下嫁了!”在他们的心里,王蓉大姐应该嫁得更好一些的。但在那个吃饭就是个首要大问题的时代,谁又能扭得过时代的滚滚洪流呢?
王蓉参加了大姐的婚礼回去,就把自己关在房里,放声大哭了一场。我想,她是从大姐的婚姻里,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与其说她哭的是大姐,不如说她是哭的是自己的未来。
一年后,王蓉大姐孩子满月时,我又去看到她,她已经被打磨成一个十足农村少妇的模样。这还是我熟悉的那个优雅的王蓉大姐吗?我愣愣地看了她一会儿,一个人悄悄转身走了。我不知道我继续呆下去,会不会突然泪流满面。
后来某一年,小时候“一头沉”家的陈华姐姐被离婚了。婆家也是一个当地人。婆婆撺掇两口子离的婚。陈华的姐姐我知道,一个单纯,本分的女孩子。嫁给了当地一个中专考学出去的男孩子。陈华姐姐转了城市户口,却过了安排工作的年龄,成了一个有城市户口,没有城市工作的“飞人”,婆婆在儿子的工作有起色之后,对没有工作的儿媳妇极尽嫌弃,很终无限放大了小两口之间的恩恩怨怨。
听到这消息的那个黄昏,从西安回汉中过暑假的我,久久站在家属院三楼的窗口沉默。看着窗外不高也不低的山峦,横亘在窗前,我看不到远处。在阴郁的天幕下,绘出一条灰暗的、起伏的轮廓线。那个黄昏,我是那么讨厌那些山峦带给我的压抑。
几年后,我主动停薪留职,脱离体制,拉着一只行李箱,装着几本看过的营销学书籍,去云南开始了我的自由生涯。因为有了手机,逐渐有发小联系上我。我把云南市场着手理顺以后,去北海旅游,如约见到了王蓉。她已经出落成一个干练的房地产营销经理,穿着时髦的白色阔腿裤,一件蓝色的漂亮肚兜,戴着墨镜。我俩拉风地坐在银滩上钓着虾,品着茶,谈论马艳丽如古典油画般端庄而不羁的美感;谈论但丁的《神曲》对信仰和救赎的极度渴望。
我透过王蓉精致的妆容,望着一望无际的海洋,忽然呢喃了一句:“王蓉,我忽然想起了你大姐,她比你我都要美的。但她没赶上这么好的时代。”说着,我的眼里开出了泪花。王蓉吸了两下鼻子,在墨镜下擦了一把眼睛。
从北海回到昆明不久的一天,我听着电话员努力一再调整自己的耐心,接着一个猥琐男人借咨询之名,“哼哧哼哧”行调戏之实的咨询电话,我忽然怒了。我又不是卖壮阳药的,要委屈我的电话员。一下火起,瞬间厌倦了总部对电话员的培训要求。一把夺过电话,对着话筒喊:“你他妈,该让你妈从人的产道,重新生一次你这样的畜生!”然后生气地摔了电话,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。
我以一个自信女人的口吻,告诉电话员:“这样的电话,你该怎么骂,怎么骂;该挂断,立即挂断。我不能为了生意,让你这么小就失了做女人的尊严。我就成了你一生的罪人。如果电话被投诉,总部问起来,所有这样的电话,你都推说是我接的,让总部找我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坐在我对面的电话员眼含热泪,露出感激的微笑。显然,我的这话是说到她的心坎里去了。
大概05年夏天,春季美博会告一段落,休息在家的我,批发了一箱小奶糕正放进冰箱,手机里一个深圳的电话打进来,我接了:“我是徐刚,就是小时候喜欢画画的胖徐刚,后来考上师院,却又辞去了教师工作的你发小……”徐刚还在逐一细化地描述着自己,我已经听出来他是谁了。徐刚从汉中返回,路过西安。
我们见了面,徐刚告诉我两件事:一,他在深圳搞策划公司,咸阳的荷里活娱乐城,是他公司九十年代末期来负责策划和施工的。我觉得很欣慰,他的美术功底终究派上了大用场。二,他说到他为何从学校辞职去自己创业?就是为了摆脱过度束缚人的体制,出去赚钱,他想给他母亲很多钱,还母亲做人的尊严。
徐刚说:“你还记得那一天,我母亲在野菜的篮子下面,偷了人家两个萝卜,被主家抓住,在家属区谩骂、极尽侮辱。说她穿着体体面面,人模狗样的,居然是个小偷……那个人说得唾沫乱飞,神采飞扬,我站在角落里,看着我的母亲低着头,一言不发,尊严任由那个人恶意践踏。那个人越说越有劲,我当时狠狠地盯着他。就一个念头,等那个人张狂完了,我尾随那个人,在无人的地方,一砖头拍死他……我去坐牢也罢,抵命也罢,我他妈出了那口气,也痛快了!后来,保卫处的陈叔出面拍给了那个人一块钱,骂他滚,那个人懵懂地拿着钱落荒而逃……我当时特别解气。那两个萝卜当时值不到一毛钱,你知道那个人滚了以后,陈叔过来,一手搂着我的肩膀去了陈叔家,捞了一盘泡菜,倒了两杯城固特曲。和我碰杯时,告诉我‘爷们,好好上学,为你妈争光!’我立即明白陈叔那一块钱纯粹是为了救我……”说着徐刚的眼里闪了泪光。
我接口说:“我记得那天,也记得那个陈叔。在那之前,我一直很反感陈叔趾高气扬的样子。那天夕阳似血,徐叔拍出一块钱的神情,在我心里成了英雄……我后来再见什么挥金如土的大款,都觉得没有陈叔那天那么帅。但我不知道陈叔是为了救你……”说着,我也眼含泪光,并拿起徐刚点的,我一直没陪他喝的啤酒,拿起一瓶,和他“咣”地碰了一下,说:“为了那些曾经的苦难,干一个。”我*一次吹着瓶子陪人喝啤酒,我喝了一口,徐刚就从我手里把瓶子夺走了,不让我喝了。
后来,我陆续知道了厂里被户口和城市工作困扰多年的“一头沉”子弟,很多走了出来。“一头沉”长大的发小杨丽两口子,去了大雪纷飞,寒鸦数点的赤峰市,为了生命的尊严,为了在这个世间出人头地,一年又一年……
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,这些企业改制生产民用产品,纷纷搬离了山区。“一头沉”家的孩子有些留在新厂,有些安排到地方,有些自主创业。但他们在那个困难时期,聚集在一起,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和人性的温暖,让我永远难忘。
“一头沉”时代的记忆尘封已经很久,忽然想起,诉以文字,谨为纪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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