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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远我而去的水(散文)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23 17:46:32

那条水渠,依山脉走向扭到远处,没有人探究它的尽头在哪里。养猪场的后院,斜对着老宅的大门。站在门口,我一眼看见猪场后院被水渠切成两半,少见的清水,抖动着波纹,使透明的空气里泛着蓝色。北边的渠邦,借着山崖,镢头的痕迹像一笔一画写字,刷得齐齐整整,它的上面,细心雕刻的城楼放射着万丈光芒,直接头顶上的日光。我肯定是惊呆了,口里喃喃自语:“这么好看的水啊,这么好看的地方啊!”

光线模糊着双眼,分辨不清这是哪间屋子,屋子里还有些谁。一滴冰凉跌落在额头,那不是水渠中流动的水波溅起的水花,我慢慢看清了母亲的眼睛,看见了一串泪珠。母亲说:“娃娃烧糊涂了,娃娃是烧糊涂了!”我不懂母亲说些什么,觉得头里装了许多石块,沉重而疼痛,头枕在在母亲的臂弯里,死一样很快入睡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来的,三四岁的我也记不下许多细节。后来知道,这一年夏天,我淋雨后发烧,大约三天之后,在外地的父亲赶了回来,请来的大夫说,这孩子已经性命不保了,即便是活了下来,不痴也傻。六十年代的村庄,死一个孩子能有什么呢?许多人动员母亲:“丢了罢,丢了罢。”赤脚医生也艰难地摇着头:“我是尽力了,我是尽力了!”母亲想起村外丢弃死婴的深沟,就连连摇头,坚决地摇头。终于,她不断在我的身体上擦拭酒精,在额头上敷冰毛巾,三天三夜后,我活了过来。“身上像着了火”。我说,我看见了水,看见了光。好多人说,这娃是发烧说糊话哩。

没有人相信我的话。是的,谁会相信呢,我也不相信啊。病愈后,我站在老院子前面的一小块空地上,靠着一棵榆树,看着养猪场后面发呆:北山下面只是养猪场和一小片树林。眼下这个季节,树木长得正旺,叶子密不透风。空气里,偶尔弥漫着猪场的腥臊气息,当然,也有树木散发出的清香,是槐花香。它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会钻入鼻孔,让人生气。当然,它们不管怎样被流动的空气混合在一起,但我还是能够分辨得出,多少年了,一直这样。可是,我突然喜欢这个地方,说是喜欢,或许用词不准,只不过开始喜欢去这里看看。以前去过多少次?实在记不起来。

高烧褪去后,虚弱的身体抵挡不住外面的诱惑。孩子就是孩子,只要能动弹得了,一定不会安分在家。经验告诉大人,只要病后的孩子好动起来,那应当是大好事,大人们怎么能不高兴呢。养猪场后面的小林子,不大,树木不多,品种却多,榆树、槐树还有几棵杏树和毛桃树。地上的野草也多,至今叫不上名字。一个人,不见得就玩得不高兴。蚂蚁排除,搬运东西;一只瓢虫爬上草尖,复又掉了下来;野黄菊的战场上,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打架,两败俱伤,我不知道该帮谁;一只蝴蝶的尸体被微风掠起,它的翅膀上有几处残缺;随便撒泡尿,一个小洞里,钻出一只小虫子,惊慌而逃,看着它那样子,觉得十分好笑。肯定,在养猪场后的小树林子里,我多次看着山崖出神,流淌清水的渠哪里去了呢?它不是明明从山下摆过么?没有水渠,那些雕刻去了哪里呢?想着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时,手中折下的草茎,无意识中被撕得支离破碎。想不出,再不去想。

一些细节,已经被粗糙的光阴涂抹得模糊不堪。我从养猪场后的小树林回家,几乎每次衣服上沾满了泥土以及青草染下的绿色印痕,我知道没有哪一位母亲会责怪孩子弄得太脏,村子里的孩子都是和尘土、泥巴一起成长的。一次,我告诉母亲,我的左耳内有些疼痛。母亲说,可能是小虫子溜进了耳朵,不要紧,滴几滴药水保证杀死虫子。随后,脱下我为数不多的衣衫,进行了彻底地搜索和消灭。几天后,耳朵内的疼痛丝毫不见减退,半个脸也肿胀了起来,以至于连饭也无法下咽。我担心那只顽固的虫子,像蚕食树叶一样,把我的耳孔当作自己的美味佳肴。哭,我在一边捂着脸惊恐万分,嚎啕大哭。母亲也紧张得不知所措。

发高烧时,据说有位姓陈的赤脚医生一直守在我家,母亲用来擦拭我身体的酒精和棉球就是他提供的。但我对他印象不清。孩子们对医生大致上都没有好感,主要惧怕他装在铝制盒子里的玻璃针管。他问我是不是耳朵里不舒服,使劲用指头或者用柴棍子掏?我听不懂陈大夫浓重的天津方言,淌着眼泪只顾摇头。最后,他判断的确是耳朵里钻进了虫子,也不排除高烧引起的后遗症,我得了中耳炎。我一直对服药有一种天然的排斥,难以下咽,卡在喉咙,呼吸困难,眼泪直掉。唯一的办法是打针。陈大夫向我说着什么,母亲又把陈大夫的话翻译给我听。总之是耐心劝导,还有引诱。为了不再头痛,加上陈大夫可以给我糖豆吃,我勉强同意配合打针治疗。母亲说:“一点不疼的。”陈大夫大约是说:“不疼不疼,只有一点点痒,蚊子叮一下的感觉。”

养猪场后面的小林子,在我眼中就是大自然赐予的乐园。它可以缓解病痛,可以自由地自言自语,可以把任何花草不在大人的干涉下,做成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花草做成的东西,或者根本什么也不像,只是一个形状。这形状充满欢乐和快意,真正属于自己。我讨厌玻璃针管,讨厌青霉素。一周时间里,中午或者晚上,我被大人捉住,压倒在土炕上,我就知道陈大夫已经到家。玻璃小瓶子注入液体后,陈大夫将它拿在手中,上下、左右摇晃,白色的粉末很快溶解,从这个时候开始,我哇哇大哭,使尽力气挣扎,试图摆脱大人们的控制,即便是求助于母亲,也无济于事。由此,我对母亲也充满了敌意。深夜,母亲在我的肿痛的屁股上,敷上热毛巾时,才觉得疼痛有时也是幸福的。

我宣告:再不打针,否则就决不回家!我知道不回家的话,再无处可去。或许有一定的胁迫作用,果然,此后一连几天陈大夫再没有出现过。某天下午,有人喊我回家,说是家里煮了鸡蛋给我吃。那可是用来换钱的东西啊,只有在过年时,它们炒成碎片儿,在先人们的牌位前出现。奢侈的美味,深藏陷阱。我跨入家门,马上就擒。我哭之外,还恶毒咒骂陈大夫。陈大夫的眼镜片一闪一闪的,他近乎发誓,说:“这次保证不疼”,如果疼痛难忍,可以踢他的腿,抓他的脸。果然不疼,我露出了笑容,陈大夫也高兴地笑了起来。据说,这次打了链霉素。

一直对这位大夫心有惭愧。他后来返城回家。对我的那个梦,他说是幻像,他说是肯定我在小人书里面见到过,只是模糊不清而已。可惜,他没有真正见到村子里的水渠穿过。当然,刷得光滑的渠邦上被雕上去的大字,他也没有见到。

水渠修建时,是一九七六年。那一年,发生了许多大事,比如,我们一家从老宅子分了出来,搬到了村路边上。新院子与老家与养猪场呈三角形,是呈等边三角形,互相间距离不远,我不愿意很少去养猪场玩耍了。新院子的后面,热闹多了。盛夏还是初秋,实在记不清具体时间。某天早晨起来,睡意未消中揉着眼睛去上村西边的小学,发觉身边有些异常。东山根下,突然来了一大批人马。到中午回家时,看见他们插上了红旗,搭起了帐蓬。几个月后,东山根削去了几十米高,齐刷刷的墙面上,用铁锨刻写下了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八个大字,笔划方正,大小一致。我开始喜欢往工地上跑,看他们打夯,听他们唱“花儿”。

水利工程专业队要把水渠修到另一个村庄去,让这条连接着王湾水库的大渠,灌溉两旁几千亩粮田。队员是公社所属的村庄的精壮劳力组成的,相对于机械并不发达的时期,也算是有些专业的味道。几百人在开挖土方,几十人推着架子车运送土方,几十人扯着十几个石夯,齐溜溜地摆开,“嗨哟”、“哎嗨哟”号子声中,几百公斤重的石夯恨恨地砸向地面,地动山摇的感觉大于场面壮观。薄暮降临,队员撤回,那些简陋的劳动器具归集在一起,由专人看管着。他就住在木棍搭成的棚子里,油灯的光斑透出帆布的缝隙,星光下显得孤独单薄。斗胆靠近帐蓬,听见里面哼着小调,委婉凄切,很是中听。白天,放学路上,知道帐蓬里住的是没有家室的中年人,个子不高,满脸铁黑,样子有些丑陋,但工间休息时,男男女女都喜欢叫他漫“花儿”。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独有的“花儿”,唱的是心病,是相思,腔调时而低沉,时而高昂,时而千回百转、柔断肝肠。没有乐器伴奏的声音,仿佛穿过时光的艰辛和不幸,在遐想的美好中,女人们脸上就有了异样的表情。

和大多数孩子一样,好奇与兴趣差不多都是短暂的。红旗、人阵,打夯、筑土,日复一日,很快,我对水利工程队失去了兴趣。转眼两年过去,某年深秋,工程队迅速撤出村庄,意味着连接王湾水库的大渠已经竣工。冬天里,积雪覆盖了四围的山坡,而那一条削去皮肤的水渠邦,没有了草木的呵护,风吹过,很难留住雪花,不管如何逶迤,仍像灰黄色的大绳一样难看。春天来临,冬眠的麦禾泛绿。天黑,一直没有沉寂过的广播匣子,又在我家的门框上方响了起来。对于它的发声原理,我丝毫不感兴趣,兴奋的是,广播通知说明天春灌。“春灌”一词,在当时村庄的生活用语中十分陌生,苍白得有些突然。大人们肯定弄明白了,可没有谁愿意告诉孩子们。当然,从人们的言谈信息中,知道这与水有关、与水渠有关时,仍不失为一件刺激的事情。

想必十里之遥的路途还算漫长,渠水顺着新建的大渠进入村庄时,已近中午。这一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,男女老少,精壮劳力,都站到渠邦上张望,夹道欢迎远方的贵宾似的。“水来了,水来了!”有人一路奔来,挥着手呼喊,十分激动。看到水了。它与我的梦境实在是差别太大,可我在现实的兴奋中已然忘记了它与梦着关联。渠水不是波涛奔涌的模样,只有十几厘米深,慢腾腾地像是蠕动,卷着杂草、木棍,浑浊得如同泥水,一副历经艰苦跋涉的样子。十几分钟后,水位变高了,经过养猪场后面的水渠,然后进入村西边的渠道,那里有几百亩粮田。几位被队长指定了的男劳力,肩上扛着铁锨,静候在那里,准备把渠水引入土地。

夯实的渠邦是坚固耐用的,大家可能都这么想。千里之堤,毁于蚁穴,是大家后来才想到的。人们跟着水头前行,没有发现水速变缓,水位降低。落在后面的人看见了:养猪场后面不远处的渠中,水开始打旋儿,慢慢地,旋窝越来越大,渠水没有走到预定的地点,从没有水泥块浇砌的地方排泄了。猝不及防的意外,使人们惊慌失措,喊叫,奔跑,取铁锨,运麦草,堵漏的现场一片混乱。泥水流入村庄,在低洼地带屯积、漫延,钻进鼠洞,进入几户人家的厨房,甚至冲垮生产队的围墙,漫进牲口圈。

许多人都在传说,渠水从水库出来,一路上,各个村庄几乎都出现了渠邦崩溃的事实。第一次春灌以失败告终,第一次冬灌也遭遇了同样的结果。

时间逝去,水渠冷落,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那些水泥砌块,被一些人撬回家,或成了墙砖,或铺了院子的台阶。沿山开挖并被镢头刷得齐整的墙面,布满了青苔,偶尔伸出几棵弯弯扭扭的刺槐、榆树。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已经找不见踪迹,泡沫一般消失。多年后,水渠成了一条不错的小道,我多次沿着它回家,虽然曲折漫长,但却平坦。水渠残留的水泥滴块、泄漏冲刷崖畔的残缺等痕迹仍然清晰可辨,让人对时光生出一些无奈的眷恋,以及对旧生活的莫明怀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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